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杀虎口的历史变迁

更新日期:2008-06-24
杀虎口的历史变迁 杀虎口位于山西省西北端、右玉县城西北三十五公里处,与内蒙古和林格尔、凉城两县接壤,北距凉城县城三十公里。它东靠塘子山,西傍大堡山,北依雷公山,北部外长城沿山岭由东北延伸向西南,若半月形围之于其中。杀虎口占地约四

    杀虎口位于山西省西北端、右玉县城西北三十五公里处,与内蒙古和林格尔、凉城两县接壤,北距凉城县城三十公里。它东靠塘子山,西傍大堡山,北依雷公山,北部外长城沿山岭由东北延伸向西南,若半月形围之于其中。杀虎口占地约四平方公里,分为杀虎关、杀虎堡和栅子外三部分。苍头河由南向北纵贯其中,形成一条长三千米、宽三百米的狭长走廊,在苍头河东西两侧,山岭相对,坡陡壁立,构成天然关隘,地势十分险要。
一、军事要塞杀虎口
  杀虎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历代王朝都曾在此屯扎重兵,驻将设衙,严密扼守。我国北方的多次战役,不论是中原王朝北征,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侵,往往都以它为突破口。“杀虎口直雁门之北,众嶂重叠,崎路险恶,数水交汇,绾毂南北,自古传为要塞,周伐猃狁,秦汉伐匈奴,唐伐突厥,宋伐契丹,明伐蒙古,……历朝征伐常出杀虎口。” 春秋战国至秦、汉、隋时,这里称“参合陉、参合口”,唐曰“白狼关”,宋曰“牙狼关”。
  明朝建立后,为防御蒙古南侵,固守边防,修筑了万里长城并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,大同镇就是九镇(边)之一。它“东北与诸胡联袂,西接套虏,在九边中称绝塞焉。国家于诸边率建墩列戍,界限夷虏,独于该镇设为大边、二边,联络不已,得无意哉。……大边之外即为丰州,地多饶沃,先年虏虽驻牧,每遇草尽则营帐远移,乃今筑城架屋,东西相望,咸称板升,其所群聚者无非驱掠之民与夫亡命之辈也。” 大同镇是九边的重中之重。
  明代中后期,蒙古右翼鄂尔多斯及土默特部强盛,常常南侵明边。“己亥辛丑,吉囊及俺答连岁入山西,抵太原,围之十六日而解,剽杀吏民,殴男妇畜产以百万计”。嘉靖六年(1527年),俺答拥骑兵十余万入侵杀虎口。八年(1529年)入侵大同、应、朔等处。十九年(1540年)七月再次入侵杀虎口,杀伤甚多,蒙古兵携带铁浮图、马具、铠刀、矢锤等武器,势如破竹,曾深入到太原、平遥、介休、潞安等地,侵占十卫三十八州县。“庚戌(嘉靖二十九年,1550年)夏六月,虏数万骑入大同境,溃墙入” 这样的记述在明代史书中有许多,大同镇成为明与蒙古土默特部军事对峙、战争的前线。明人认为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所以长期与明作战,是因为“求贡市而已,累请不许,愤焉蹂边者,三十余年。” 而在这三十多年的军事战争中,蒙古军多从杀虎口进入山西,“长城以外,蒙古诸蕃,部落数百,种分为四十九旗……,而杀虎口乃县直北之要冲也,其地在云中之西,据三关而控五原,自古称为险塞” 。
  就在明朝防御土默特部入侵的过程中,杀虎口的军事地位受到了重视。“自东胜、丰州不守,云川、玉林内迁,重边尽为虏窟” ,杀虎口位于长城大边、二边相会处,距离俺答汗营地最近,属于大同镇极冲地方。翁万达任宣大总督时,“有计略,诘边搜卒,次第修诸墙堡,戒备大饰” ,杀胡堡就在此时修筑的。杀胡堡 “设自嘉靖二十三年(1544),万历二年(1575年)砖包,周二里,高三丈五尺,设守备官一员,分边沿长二十里有奇,边墩二十八座,火路墩六座。……,见在旗军(步兵)七百七十八名,马骡(骑兵)一百五十二匹头,堡相距虏巢最近,兔毛河直通塞外,川流平衍,虏易长驱,昔年大举,往往从此入犯。古道沟、新水口等处俱极冲要。” 明在此设堡防守,因此杀胡堡成为蒙明双方军事对垒的重要桥头堡。
  万历四十三年(1615),明朝又于旧堡之南、近关处另筑新堡一座。新旧两堡之间东西筑墙,设门为中关,实为二堡一关,形成唇齿相依、犄角互援、能攻易守之势。“杀虎口本开市要地,每日来往行人蜂聚城堡,为确保城堡安全,名曰‘平集堡’。周二里,高下与旧堡等,中建商店,内外交易。又于两堡中门东西筑墙,将新旧两堡连环为一,前后左右开门,东西南北四道,周围五百四十丈。” 北面通往关外,有栅子门紧连长城的城头堡,常设官兵驻守,栅子门白天开放,夜间宵禁,形成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之势。明为严守此关,设守备一员,并在旧堡设把总一员,新堡设团总一员,新旧两堡共有步兵1040人,骑兵152名。
清初,随着国家一统,漠南蒙古相继成为清朝藩属,原作为隔绝蒙古、防御蒙古南侵的明长城的地位下降,杀虎口作为长城上的军事要塞地位也在下降。清入关后,将明时所设的以上官军裁减,改设操守一员,守兵仅有l00名。
  康熙、雍正年间,在历时50多年的清准(准噶尔)战争中,杀虎口的军事战略地位再次突显,并得到清廷重视,成为清军的大本营。
  康熙二十九年(1690年),蒙古准噶尔部嘎尔丹发动叛乱,七月,康熙帝“命福全为抚远大将军,请发大同绿旗兵往杀虎口听调,上令发大同镇鎮标马兵六百、步兵一千四百从征,兼命理藩院自阿喇尼设站处,量发附近蒙古兵尾大軍置驿。上先后遣內大臣阿密达、尚书阿喇尼、都统阿南达等出塞,命各率所部与福全师会。上出塞,……命康亲王傑书率师会福全,进驻博洛和屯,又命简亲王雅布参赞福全军事。” 康熙三十年(1691年),兵部会议及山西巡抚叶疏称:“大同隍为邻边重地,而重地之中,唯杀虎口为重要。”于是清朝不断充实杀虎口的军力部署,先是“改宁武协置” 杀虎口协,调宁武副将一员移驻杀虎口,设中军守备一员,改千总二员,把总二员,同时抽调偏关营千总一员,宁武营把总二员,改充杀虎口,协助原设千总、把总,兵力增加到5000名,分马兵二营(左营、右营) ,步兵八营。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,将步兵800名改为马兵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,在杀虎口再次增设满汉官兵,设章京二员,笔帖式二员,披甲40名,协助原绿营兵巡防镇守,使其更好地起到军事大本营的作用。
  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,康熙帝亲自率兵平叛。为保证西征路线畅通,清政府在长城沿线设三十营为京师之屏障,而杀虎口协镇是三十营的重中之重,派右玉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把守。在这次西征中,费扬古和大同总兵康调元、杀虎口协镇王元会统率西路军满汉官兵出杀虎口,在昭莫多重创噶尔丹军,取得了军事胜利。为确保西路军军粮车队的安全运行,康熙认为“西路挽输较中路尤为紧要”,他命令“原任兵部督辅右侍郎王国昌、大理寺卿余成龙往助,增造运车四百辆,亦著动支正项钱粮。”并从杀虎口起,每百里设一台站,每台站设兵“会台守卡”,台站之间经常联络。运粮车队分为若干运,每运分为若干营。
  西征归来,为歇息兵马,康熙于“(1696年)十二月初七由归化城(今呼和浩特)入口(杀虎口)驻九龙湾(令杀虎口西九龙桥西湾)” ,从此杀虎口沾上了帝王之气。次年,噶尔丹服毒自杀,叛乱平息,清廷在杀虎口的防兵也随之缩减。康熙三十六年(1697)年五月,马兵减为500名,步兵减为350名,守兵减为150名,合计1000名。为操练兵将,还在杀虎堡西南设教场一处,周约二里。教场内设演武厅三间,卷棚三间,将台一座。此后清朝又曾两次增兵,使这里的驻防兵员达1600名,改中军守备为中军都司,并增设右营守备一员,千总两员,把总四员,目的仍是保证杀虎口这个“大本营”有雄厚的军事实力。
  雍正年间,清军围剿噶尔丹策凌,杀虎口的军事地位再度提升。雍正六年(1728年),到任不久的山西巡抚石麟于正月初四日起程,初九日亲到杀虎口,查看是否应在那里设立关门 ,这样的行程也表明杀虎口的军事地位太重要了。雍正九年(1731年),雍正帝命直隶疆臣修治边墙,募兵增防蒙边,他说“沿边一带地方,最为紧要,向来额设之兵太少,古北口、宣化、大同三处、应召募兵丁,添入防汛,以实营伍。……其独石口以西,至杀虎口一带,中间紧要隘口,必须查勘明白,以定添兵多寡之数,至于边墙年久倒塌,而地当紧要者,亦应酌量修筑,以肃边境。” 在杀虎口增设军将和兵卒,对倾圮的边墙,用木栅鹿角堵塞,以增强清军的军事实力;同时杀虎口还担当着传递情报、运送军粮军晌等给养的重任。杀虎口又一次成为了清军的军事大本营。
  杀虎口成为几十万西征清军的大本营,是由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决定的。它位于晋蒙交界部,东有塘子山,西有大堡山,处于塞内、外交通的咽喉要道;清初的今包头和呼和浩特还是荒漠或古堡,经济、交通尚不发达,而杀虎口已是有一定规模的茶马贸易集市;苍头河由南向北从中穿过,最窄处仅数十米,最宽处也不过300米,山谷高差达300多米,河谷两厢基岩裸露,山崖陡峭。根据古人依山傍水安营扎寨的军事原则,杀虎口可说是最理想的大本营。
  随着清准战事的结束,杀虎口的军事地位又在逐步下降。而绥远城的修建,使杀虎口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下降。乾隆二年(1737年),裁山西右卫将军一人,副都统一人,几乎与此同时,清在今呼和浩特建了一座新城,名为绥远城,移右卫建威将军驻焉。此后清朝不断裁撤包括杀虎口在内的右卫军事设置,如乾隆十四年(1749年),裁佐领、防御、骁骑校各七人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,裁右卫副都统一人。乾隆二十九年(1764年)、三十年(1765年)、三十三年(1768年)又先后裁撤右卫协领、佐领、步军校等数名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2年),“以绥远城将军兼管右卫、归化城二处事务” 。至此杀虎口的军事控制权完全让位于绥远城。但因杀虎口地理位置的重要,以及贸易和交通事业的发展,清代在那里仍驻扎有一些军队,并有一些军事设置,如设有中军都司、协镇、副将、守备、千总等衙门,这些设置更多地是为保护商业的正常运转。
  进入民国后,杀虎口也曾因地理优势,再度成为军事要地。1926年,蒋介石和阎锡山两军发生混战,曾在杀虎口一带驻军对峙。抗战期间,日寇与顽伪侵占了杀虎口,设兵把守,成为八路军南北通行的障碍,但终被八路军夺取,使之成为晋绥边区和大青山游击区的重要通道。
二、贸易要地杀虎口
  明清时代,杀虎口不仅是一个军马行驰、传檄运粮、往来征战的军事战略要地,而且也是一处马市互易、民族往来、商业繁荣的之地。
隆庆五年(1571年),明与蒙古俺答汗部化干戈为玉帛,达成和议,俺答封贡,明廷开始在部分长城边堡附近与俺答部茶马互市。在此过程中,杀胡堡开始由一个军事要塞向兼具军事和贸易的双重地位转变。在蒙明互市过程中,明朝开市“凡十一处,在大同者三,曰得胜口,曰新平,曰守口” ,并没有杀胡堡。“买卖原有市口,是两家交界,甚便” 。但因杀胡“堡相距虏巢最近,兔毛河直通塞外,川流平衍,……。边外归化城、昭君墓等处,酋首羊羔儿、虎儿害恰、哑不害恰等部落各驻牧。款后虏警虽息,乃地当孔道,虏使往来境上必假道于此。” 六年后的万历五年(1578年),当俺答西向迎佛,临行时申明约法称“该进贡开市日期,……,有讲大事者可由兔毛河出入,若有卖马讨赏者由大同得胜出入,有开马市一事从得胜至水泉,每月止许一处。” 在俺答提到的十处互市点中,已有杀胡,首次开市安排在万历六年二月。“完日仍从得胜,周而复始,再不许混开”,说明杀胡堡已成为蒙明双方互市的一处市场。
  此后,杀胡堡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,开设有马市,允许蒙古人用马匹等畜产品与汉人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日用品,很快形成为蒙明贸易的重要市场。万历四十一年(1613年)六月初九日,双方约定:“夷使由杀胡市口入者,即从杀胡出边,由得胜市口入者,即从得胜出边。如有枉道,不准应付,仍从罚处。” “卜石兔部夷约五万有余,在大同德胜、杀胡堡、新平互市。” 此时既称杀胡堡,也称杀胡口,正说明此地此时已兼具军事和贸易双重地位。明代史料还说杀胡口“市场应酬繁剧”,贸易量比张家口更发达。当卜石兔受封为顺义王前(万历四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封),“忠义(指三娘子)恐中国直欲断市,部落或生他变,遂于十二月十三日亲身先至杀胡口外住牧,以安众心。” 也说明杀胡口已成为互市的重要场所,三娘子害怕有变,不顾老迈之躯,而亲赴杀胡口,力促互市。万历四十五年(1617年),杀虎口“汉夷贸迁,蚁聚城市,日不下五六百骑” ,其经济贸易地位进一步加强。
  后金打败察哈尔林丹汗后,土默特等部投归后金。崇德元年(1636年),皇太极命大臣爱松古“与察汉喇嘛等赴明边杀虎口互市。” 说明此时的杀虎口经济贸易地位仍在延续,并已成为后金与蒙古土默特等部贸易的重要关口。
入清后,杀虎口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下降,而商贸活动却不断升温。“自我(清)朝定鼎中外,一统口外,归化城即为贸易之所,商民往来,交易日盛。顺治八年,遂设监督一员于此(杀虎口),经收税课。” 顺治七年(1650年)始在杀虎口设立户部抽分署(税务监督署),即税关。
从设立之初,一直到清末,杀虎口税关都由清政府派满、蒙官员主持关事。从康熙元年(1662年)的“张家、杀虎二口,专差满、蒙官”,到康熙五年(1666年)裁撤各地税卡时“惟两翼、张家口、杀虎口如故”,再到雍正元年(1723年)“定各关税务俱交地方官管理,……古北、潘桃、杀虎三口,仍差部员。” 都说明“当满清主夏时,主关事者,非满人不得与其职”,“自前清顺治以迄宣统,凡二百余年,管税监督大都以旗员为之” ,也是清政府重视杀虎口税关的明证。
  “杀虎关所征者为西北边口出入之税”。杀虎口税关征税线非常长,它征收东自山西天镇新平口,西至陕西神木口一带的进出口关税。杀虎关以边墙和黄河为界,在延长200公里多的长城内外线上,在大同得胜口、河曲、保德、包头、归化城、托克托、兴和、阳高、天镇等处设立了十个税收分局、支卡,专门负责征税。康熙四十一年(1702年),大青山木税归并杀虎口兼辖。雍正五年(1727年),河宝营木税,由杀虎口监督征收。乾隆四年(1739年),定归化城木税额,归杀虎口征收。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,开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征 。清政府为严格控制民人出塞,规定山西民人及商人出口者必须取得票证,才能出边。最初清政府只在杀虎口开领。“雍正十三年(1735),定潘桃、古北、杀虎三口给商印票,兼满、汉、蒙三体文字”。并规定“商人运载货物,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,不许绕避别口私走。”
  杀虎口税关直属户部管理,这里的税收也保证了西征清军的军费需求。但随着清政府对准噶尔军事行动的结束,特别是绥远城的建设和功能的完备,在其军事地位让位于绥远城不久,杀虎口的贸易地位也在逐渐让位于绥远城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,设归化城(呼和浩特)总税局(分关),并绥远、归化、和林格尔、托克托、萨拉齐、西包头、昆都仑、八十家子等口,差蒙古笔帖式二员,分督征收牲畜税 ,这样一切货物税都属归化关。并在丰镇左设卡征税。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,定杀虎口、归化城交山西巡抚 。乾隆朝中期,清朝颁给商人“龙票”的机关也转移到了绥远城将军处领取 ,这一转移直接影响了杀虎关的关税收入。杀虎关初设时,年征关税正额1.3万两,到乾隆中叶时,已增至32300两,正额外还有溢额,盈余12100余两,合计44400余两。此后杀虎口关税额虽没有减多少,嘉庆二年(1797年),杀虎口税额为15414两,“潘桃、古北、杀虎三口,竹木税向无赢余,无庸更议” 。嘉庆初,“阿拉善王献吉兰泰池,由官招商办运,将口外各厅,大同、朔平二府,及太原、汾州等属,向食土盐州县,划为吉岸引地。至十七年废除。凡入口者,由杀虎口征税,每斤一分五厘。” 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为16919两,光绪十九年(1893年)为16847两,“自前清嘉道以前,虎关每岁收入不过一万余两而已;咸同以后,乃稍稍增收至三、四万两,或五、六万两,然无有过八万者。” 而同时归化城的税收却是在逐年增加,如乾隆年间归化城设关时,额定为白银16600两,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,实征银23656两,次年(1842年)征银24036两,二十九年(1849年)征银22749两,光绪十三年(1887年),征银65279两。这些都说明,杀虎口的经济地位在乾隆朝以后已让位于归化城。
  杀虎口还是清代晋商发家的一个重要地方。康熙年间,费扬古部驻防杀虎口时,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、张杰、史大学等,就在费扬古军中当厨夫或服杂役,同时也为军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。因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,同蒙古人进行交易,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语,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节和生活习惯。当费扬古军西征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时,王相卿、张杰、史大学等以小商贩的身份,肩挑货物随军前往,作贸易生意,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,与杀虎口当地人合伙开了“吉盛堂”杂货店,后发展成“大盛魁”这个著名的旅蒙商号。杀虎口商人秦钺早先也只是康熙西征时的一个杂役,后来成为大盛魁经理,捐了个四品顶戴,乾隆皇帝还专门为其颁发可在蒙古任何地方经商的“龙票”(特许通商证)。这些人先是专为西征清军服务,随军贩卖军需物资,后来发展到与驻军及当地百姓贸易,生意越做越大,成为富绅。灵石县静升村的王谦受、王谦和兄弟就是在杀虎口起家的这些人的代表。他们的生意不仅在杀虎口做,而且还随军去了“口外”。康熙用兵准噶尔时,其西路军身后的军粮运输,就是由一些精明的晋商来保障的。他们以杀虎口为跳板,在做好清军后勤供给的同时,也繁荣了驻地、发展了自己,逐渐壮大起来。
  有清一代,杀虎口像长城上的一颗明珠,灿烂辉煌。杀虎口既是西征清军理所当然的后勤供给大本营,又是长城上的重要税卡,形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集散地。“杀虎口关为通蒙古之孔道,管龠北门,责任綦重,而百货骈阗,商旅麋集。” 极盛时期,年解税银13万两之多,有“日进斗金斗银”之称。当时杀虎口堡城内的山西商人大多摆摊设点,有商店、旅店、邮政,有采购、加工、贩运的店铺作坊等上千家,可谓店铺林立,集市繁荣,蒙汉商贾云集,频繁往来于此。各种衙署、庙宇、学堂、牌楼遍布堡内外,宫观寺庙共有50多座,其繁华远近闻名,极盛时住户达3600户,近5万人。“自设立木栅栏关口以来,业经多年,商旅云集与此,外藩蒙古往来进贡,络绎不绝。” 木栅栏关是杀虎口税关的重要组成部分,晨启昏闭,专人守护,收取关税。
  明清以来,杀虎口作为贸易要地起到了它的作用,不仅沟通了蒙汉两族经济往来,而且为清朝征收了可观的关税,还培养了许多贸易人才,成为部分晋商的起家之地。杀虎口繁华之时,商贾云集,灯红酒绿。虽说从乾隆中期以后,杀虎口的贸易地位在逐步让位于归化城,但在这个边关小镇上,清政府仍设有户部抽分署、中军都司、协镇、驿传道、巡检司、副将、守备、千总署等八大衙门,且这些衙门的官吏,不是皇亲国戚,就是朝廷命官,即使是在这里经商的人,也都捐戴了红顶帽,可见其重要和荣耀。直到民国初年,京包铁路修通,杀虎关税务监督公署移至丰镇,作为贸易要地的杀虎口才渐渐衰落下来。
三、交通要冲杀虎口
  杀虎口历来是一个交通要冲。“其地内拱神京,外控大漠,实三晋之要冲,北门之扁钥也。” 且不说历来征战多从此口出入,就是蒙古族和明朝地方经济往来,也多在此地交易。而到了清朝,这里更是成为清朝管辖蒙古而所设驿站中最西一路驿站——杀虎口驿站的起点,还是早期广大山西北部汉回民“走西口”者的必经之地。
早在明朝时期,特别是在俺答封贡、茶马互市之后,蒙古与明朝双方由军事对垒转向了经济互易,杀虎口逐渐地在成为经济要口的同时,也成为了蒙古族进入内地的主要地点,“是时款贡渐深,人情渐玩,夷人得以肆行边口,求乞无节” ,为此明朝官员不得不规定:“你的头目在外口好巡防,我的官爷在里口好巡防” ,而杀虎口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边口,双方都到这里来贸易,也从这里进入对方的领地,杀虎口扮演着一个蒙汉交通的路口角色。
  入清后,蒙古漠南诸部成为清朝藩属,杀虎口处于汉人进入蒙古地区的边口。清朝为维护长期以来形成的“满蒙联姻”的统治基础,保护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经济,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和封禁政策,以求“众建以分其势”,分化和弱化蒙古族势力;同时又严格限制内地、特别是沿边地区的汉人进入蒙地。但是由于内地汉族人口的增长和贫穷及对土地的追求,他们不顾大清严律,冒险越过长城,进入蒙古地区谋生,形成了历时三百多年的移民潮,其时间之长、范围之广、程度之深,在我国近代移民历史上独一无二。这其中从山陕北部进入蒙古地区的,被称之为“走西口”,而这个西口,早期就是指杀虎口。
  杀虎口之所以会成为山陕民人出边的主要交通关口,是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分不开的。,它位于山西与内蒙古的交界处,从明代万历年间起,这里就已是蒙汉两族贸易往来的要地,“杀虎口外系蒙古地方,前朝建筑边墙,设有马市楼一座,下设暗门四层,门洞低狭,只可单身行旅徒步出入” 。进入清代后,清政府又在这里设立税关,征收东自山西天镇、西至陕西神木的进出口关税,税关所辖范围涉及整个山西省与蒙古地区沿边地带,要进入蒙古地区经商贸易,就必须从杀虎口经过,在此意义上说,西口可理解为山西省的关口。
杀虎口成为山西汉人外出务工、经商即走西口的必经之地,成为中原通往内外蒙古、甚至新疆、俄国的主要关口。山西人走西口,多是在本地无法谋生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,他们从杀虎口出关后,到达土默川、河套或察哈尔右翼地区,进而向更远的蒙古地区迁徙谋生,或佣耕力作,或贸易经商。而从杀虎口进入内地,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路。从蒙疆地区贩运羊马的商贩,到杀虎口后,分三路销往中原内地。一路经平鲁、五寨、洪洞、赵城到达河南;一路从左云、朔县、宁武、静乐到太原、祁县,最后到达晋东南;一路由左云、浑源、五台到达冀西北定州一带,或者从大同、阳高直达北京、天津、塘沽一带。
  杀虎口还是清政府所设“口外五路驿站”之一。康熙三十年(1691年)四月,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会盟内外蒙古王公,奠定了大清的一统天下。出于对准噶尔军事战争和加强对内外蒙古联系的需要,清朝决定在蒙古地区设立驿道,分为喜峰口、古北口、独石口、张家口、杀虎口五路。其中喜峰口、杀虎口两路驿道是在1692年设置的,其余则在1693年设置完毕。这五路驿道被称为“口外五路驿站”,它是以北京为中心,通往蒙古地区各盟旗的,属于口内的,是由汉人维持的“汉站”;进入口外,是由蒙古人维持的“蒙古站”。杀虎口就是其中最西的驿道,只达“归化城土默特、乌喇特、鄂尔多斯三部,旗十二” 。“自杀虎口至乌喇特为一路,计九百余里,设九驿。自归化城至鄂尔多斯计八百里,设八驿,仍为杀虎口一路,各驿站均设水泉佳胜处。” 杀虎口驿站设管站司员、笔贴式各一人,每三年更代一次。“共额设官马280匹,兵丁528名,马夫20名。” 在这层意义上,西口可以理解为清“口外五路驿站”最西者。杀虎口作为中原与蒙古地区驿站的起点、必经之路,十分重要,人称“东有张家口,西有杀虎口”。
  但不管是山西省的关口,还是“口外五路驿站”最西者,都是指杀虎口,杀虎口成为晋陕蒙间的交通要冲。为此,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间,“因设右卫将军,建造营房,出口砍大青山木植,以暗门狭小,难以拉运,车辆遂于倒缺之处,辟立木栅栏,以通往来,因而货物、驼马、牛羊亦从此出入,商旅称便,监督亦随于此立一收税所,征收税银,而河口亦设木栅以为遮拦,拨有满洲同绿旗官兵,于暗门、木栅栏关口及河口东西两岸,查看出口禁物” 。雍正六年(1728年),山西巡抚石麟于正月初即亲去杀虎口,查看是否应在那里设立关门,都可见杀虎口交通地位的重要,杀虎口扮演着通衢要道的角色。
  但从乾隆年间开始,随着绥远城的建成使杀虎口的交通要冲地位也在下降。乾隆五年(1740年),清政府将“杀虎口驿站事务,交绥远城建威将军兼管稽察。” 绥远城取代杀虎口成为西口,成为山陕民众、商人出口并继续深入的必经之路。并且长城的塌毁,使出边民人也能从其他塌陷处进入蒙古地区,这些都在降低杀虎口交通要冲的地位。但当京包铁路未开通时,杀虎口仍是山西与今内蒙古西部地区交通的一个重要通道口。
  由于杀虎口曾是我国历史上的军事要塞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;又是蒙汉两族的贸易要地,经济文化发达昌盛;还是中原与漠南的交通要冲,走西口者的必经之路,因此这里在清代十分重要。至今,残留在这里的一些官衙、店铺、寺庙等建筑遗迹,似乎都在述说着它曾经有过的繁华。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,使杀虎口逐渐失去了它曾经的荣耀,但我们要记住这些,认识到杀虎口在历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,并把其中有益的部分开发出来,以教育和启示后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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